姜明安：完善行政程序法治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必由之路

又如，2017年7月10日，孟建柱在贵阳市召开的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上强调，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南,更加积极主动拥抱大数据、人工智能新时代,把理念思路提升、体制机制创新、现代科技应用和法律制度完善结合起来…[12]在此次大会上，作为典范并具有示范意义的上海高院开发的神秘206工程揭开面纱。

这场应对虚拟世界的法律调整可谓一场有史以来的法律大变革或法律革命。对此，已有无数的论文予以讨论，并且一致认为这场大变革还处于开端肇始之时，未来的巨变还会凸显严重的不确定性，以至于有论者惊呼，现有的人类法律面临死亡。

另一方面，人类又不愿也不能放弃人本主义的价值观，试图通过调整法律认知依然确立人类在法律上对于虚拟世界的规制诉求。就未来世界的图景来看，存在一个重要的变量，那就是计算机网络世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方式与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本文所谓虚拟世界的中心内容，而且还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图景。对此，西方的经典作品例如《圣经》就有过类似的隐喻：上帝造人，人却僭越上帝。更为严峻的是，这套代码或信息符号并不是唯一的，而是批量的甚至是无穷尽的。所以对于这个虚拟世界，不能仅仅采取规制方式使其符合人类的行为规则并为人所用。

相比关心人类是否为人工智能所取代这样久远的时间问题，抑或思考人类心智与人工智能孰优孰劣这样的哲学问题，一个更紧迫也更现实的问题是人工智能在替代人类自由的意义上对人性的侵蚀。当然，虚拟世界的法律化并非古典宗教与哲学的简单翻版，而是在经历了一个人本主义的历史阶段以及由其创造出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法律与科技成果的转型之后所出现的新情况，其法律化的规则体系无疑要吸纳既有法律制度的法则与价值之积淀，由此开出一个开放的、自由扩展的多中心或无中心的区块链的网络新世界。其微观结构三要素即行为主体、行为内容和行为结果，必须齐备和明确。

一是注意更多地采用修正案的形式。既要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良法可以用真善美来概括和表达。这些说明，把一些重大的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予以量化，使其变得十分具体、清晰，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很有意义的。

(一)法的共性不容否定 近年来，我国哲学界和法学界都有人否定全人类存在共同价值追求。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而我国哲学界和法学界曾经大反共同价值的学者，大多沉默不语。

还要根据不同地区历史条件和各自所处的时间、地点、条件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法必须美，是对法在形式方面的要求。从多角度、多层面研究法的内容与形式的相互关系和运动规律，避免和克服绝对地、片面地、静止地看问题，是法的辩证方法论首先应该研究的问题。三个环节的子体系都要建立相应的制度以保证国家的法律法规能得以最有效的实施。

法具有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进步和保障社会安全的功能，而这是个人自由得到更好实现和保障的必要条件。在西方的三大主要流派中，自然法学派重视正义，而社会法学派则重视利益。法的价值是一个体系，它存在很多个对立统一，需要辩证地处理。据此，我们可以给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下这样的定义：法哲学是研究法律现象和法律思想中的哲学问题的一门科学。

马克思主义者也十分重视这个问题。这些举措必须切实贯彻执行。

因此，法可以反映与体现客观规律，但有时却不能准确或全部反映与体现。法的精神，即法所追求和体现的法的价值，新旧法律之间也是可以借鉴和继承的。

前者已在法的整体与部分这一范畴中论述。一个国家的法律被制定出来，就立即形成了该国的法律秩序。其次，国家权力是手段，公民权利是目的。美要求法的宏观结构，即法的体系之上下、左右、里外、前后，必须统一、和谐、协调，不能相互矛盾和脱节。而权利与义务相比较，权利是本位，人活在这个世上，理应享有各种权利，而义务是第二位的，不尽义务，也享受不了权利。法的内在要素与外在体例。

另一种提法在法学界和哲学界都存在，即法是法律意识的物化或制度化，而物化后的法，仍是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因而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学者和官员的普遍关注和意见分歧。

法律意识还具有历史继承性的特点。客观上、历史上法律的感性资料可以成为现今人们进行法律思考从而形成新的法律理论和理念的思想材料。

在刑法领域，贪污盗窃、行贿受贿等罪及其程度同样由金钱数额来定性。这些都不是立法者的认识可以随意改变和取舍的。

与文化科技的协调发展等。宪法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必须全面和详细地列举公民应有的权利和自由，并加以严格保护，并以新闻法、出版法、结社法等基本法律予以具体保障。四、法的协调发展 法的协调发展包括法的内部协调和外部协调。整体指事物的各个成分、因素按照一定的结构形成与组成的有机统一体，部分指某个整体而言的个别成分、对象和因素。

总的来看，是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自今变法，皆宜详勘而行之(《通鉴记事本末》第29卷)。

其中也有倾向于并重的，如荀子：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这两种倾向，都是在法的认识论上对法的本质特征的背离。

同时，历史上一切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观点和理论也可以作为现今人们新的观念和理论的组成部分和构成要素。因此严格按法律办事，就是要按事物自身的规律办事。

其次，近代以来与此相关联，出现了以下两条原则：对政府，法不授权不得为。在中国，这种观念主导过千余年。正确处理这两对矛盾，必须从法的两重性作为基本出发点，才能实现比较理想的效果和目的。(三)法治文明发展到近代以后，出现了宪法。

在一个国家里，尤其我们这样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要完全杜绝冤假错案的发生是不现实的。正确认识和对待法自身的这种伦理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对正确地辩证地认识和处理法所要调整的社会价值中的正义与利益、公平与效率、自由与平等、个人与集体等价值追求具有重要意义。

仅从国家权力公民权利这一角度考察、两者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区别及联系： (一)两者的外在特征不同 权力包括职权和职责两方面，二者是同一的，即有权必有责。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四、法的时空观 世上的万事万物都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在这方面，我国已经积累了不少的经验。